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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开罗紫玫瑰（第1页）

陈老师：

去年秋天，我们谈到死亡。祖辈的死亡，父辈的死亡，白鹤与天竺葵消失的方式。死亡是一颗自始寄附在生命之中的肿瘤，它成熟之日，一切便走向终结。

你讲了祖母葬礼上的故事，那个年代文化水平普及不够，人们对文字一知半解。你祖母的尸体停在厅里，按俗世意愿敷满白粉，哀悼者环绕在侧。尽管那时已有人在葬礼上放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，但大部分仪式仍属传统，哀乐能引导恰当的情绪。你伸手摘下一位堂弟的帽子，抬头时，猛地望见横幅上写错了字：沉痛悼念黄赛月每亲大人。“每亲”，你突然就笑了，同时感到不知所措。

你说，有一天我们也会死。所有人都对这件事达成共识，但口述的死亡预设并没什么威慑力，因为过于遥远的缘故。在我听来，这句话可以翻译成：我们终究会失去一切，并被他人所失去。现在我才明白，这对我而言确实是一种安慰，得知一个确凿的坏结论，也好过在漫长的等待中饱受折磨。

半年过去了，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坦白。

我的父亲在去年秋天离世。接连许多天，我表现得魂不守舍，似被白日梦缠魇，但那都是假的。事实上，我几乎从未伤心过。父亲和我交流很少，麻将和酒才是他的热情所在，偶尔早回家，也只躲在阁楼。在这个剧场中，角色“父亲”并不存在，最多只有一个被社会舆论之光照射后落下的“父亲”投影。

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

也真挚感谢，我会永远记住那些黄昏后的散步。

没有署名。

很快，连信件本身都不存在了。随笔本里的这一页被撕下，碎成十余片。毁灭是遗忘的捷径，悲观的人往往更早意识到这条定律。

这是十年前的事情。当时陈缜二十八岁，在公立学校拥有四年的语文教龄。他天性不善言辞，在师范学校念书时，常遭粉笔与黑板的尖锐摩擦声诱发偏头痛，但命运已经把他送到这个位置，现在抱怨太迟了。他有自己消解情绪的秘诀：以词语光谱去透析脑中幻影，落到纸面上，形成诗歌。早年他只写长诗，长度意味着虔诚，狄奥尼索斯或更容易被汪洋所取悦。经历婚姻这道分水岭，他转变了观念，从此只写短诗——短诗对抗长诗，随意对抗密谋，半放弃的姿态对抗永无止境的失败。

那一周，一个叫李曼的女孩未交随笔。陈缜对她很熟悉，去年她父亲病故，两人曾陷入一段过从甚密的往来。若非和妻子闲谈时，妻提醒他，青春期女孩每一天都在变化，早慧的尤其需要警惕，恐怕如今他还未悟到距离的重要性——距离是教育的终极诀窍。教师必须永远保持在前，并设法激起学生“追赶先行者”的欲求，这场无尽的追逐将使双方受益。也就是说，师生之间并无平等可言，友谊会导致乱序，你不能把脆弱、自私、恐惧重重的自我丢给学生。你不能让学生发现，你也只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普通人。

谈话仍然是必要的。午休时间，李曼应邀抵达陈缜的办公室。陈缜示意她坐下，又起身打开窗，翠绿的爬山虎新叶擦过他手背，春风湿热，急不可耐地涌进来。

最近怎么样？他问李曼。由于办公室里有人午睡，他不得不压低声音。

没怎么样，你呢？女孩说。她剪了短发，养成用食指卷鬓角的新习惯。

他们并未谈及缺失的随笔本。是硬面抄，以梵高最后一幅画《盛开的杏花》为封面，较之其他人的本子厚一倍，显得野心勃勃。这些都不重要。事情不合理之处在于，李曼对此也不以为然。她太过信赖他们在散步中累积的默契，对于他想法的判断，又太过准确。有一瞬间，陈缜以为自己脱离了教师的身份。

最后一个问题关于选科。一个分岔路口设置在高二下学期，女孩倾向于理科，但物理冷硬，化学耗时。她一度热衷在图书馆翻社科书籍，从科学家彩图中检寻具体的生活细节。伽利略左手无名指有一枚戒指，紫色猫眼石，仅作装饰，还是婚姻的痕迹？任何画像中，牛顿都戴一条白色围巾，她怀疑是一种英式风俗，象征身份与地位，或只为遮蔽脖子上的刀伤……但选科和这些完全不同，现实生活毫无趣味，任意选择似乎都指向煎熬。这不是最糟糕的，糟糕的是她没有察觉的部分——在她这个年纪，所感受的“煎熬”不过是对真正的煎熬的一种模仿。

往后的一年半中，他们再没有过私下交流。那段时间，陈缜筹办了一个叫“填海”的阅读小组，低年级学生聚拢过来。陈缜也和他们讨论爱、信仰、灾难、死亡，但用一种置身事外的语调，不再为扁平的观念付出感情。偶尔涉及诗歌，陈缜便顾左右而言他。一个人无法评述自己所爱之物，这是爱的基本伦理。而李曼则全心投身于高考复习，她最终选了历史一科，或许想凭数学优势与文科班的人竞争。当然，这些只是陈缜的猜测，没人知道李曼究竟怎么想。

每年夏初，一个由校友创办的摄影团队都会进驻操场。课堂随即终止，整个高三年级往各自的毕业照定点散去。白衬衫、黑西裤、一部分精心打理过的头发，这些即将作为高中最后的影像落成纪念。陈缜和同组的两个老师也下楼，首先是集体照，再受邀和相熟的学生合照。陈缜对照相并无热情，在他看来，事物时刻变化，截取其中的瞬间将导致误解，因此照相这项技术本身就很可疑。他并没想过，或许只因他身上的诸多缺点，比如古板、羞怯、笨拙，使他不愿意让人长时间凝视照片中的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