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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反向胺（第1页）

有的工作会毁掉人，也有的会滋养人。那些最滋养人的工作中，自然而然就是那些保存性的工作，比如保存文件、书籍、艺术作品，或维护某个学院、制度、传统。众所周知，那些图书管理员、博物馆看守、圣器看管人、学校后勤、档案管理员，他们不仅长寿，而且几十年都看不出什么变化。

雅各布·德绍尔爬上八级宽大的台阶，他有点跛，走进阔别十二年的研究院大厅。他打听起哈尔豪斯、克莱伯、温克几个老朋友：他们都不在了，不是去世了，就是搬走了，唯一还熟悉的面孔就是老迪博夫斯基。迪博夫斯基还在，他一点都没变：秃头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脸上挤满深深的皱纹，胡子剃得很糟糕，双手骨节突出，上面有很多老年斑。连灰衬衫也是原来那件，过于短小，还打了补丁。

[23]原文为德语，Wunderkleber。 “哎，老话说得没错，”迪博夫斯基说，“飓风经过时，总是最高的树木先倒下。我能留下来，说明我不惹眼。不管是俄国人、美国人，还是之前那些人……”迪博夫斯基看了看四周：很多窗户缺玻璃，书架上没几本书，暖气也不足，但研究院还开着。男女学生经过走廊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空气里有一种特有的刺激性气味，这味道他再熟悉不过了。他向迪博夫斯基问起那些已经不在这里的人：他们几乎全死于战争，或死在前线，或死于轰炸。他的朋友克莱伯也死了，但不是因为战争。克莱伯——神奇的克莱伯 ，他们以前就是这么叫他的。”

“他呀，您有没有听说他的事？真是个奇怪的故事。”

“我有很多年没在这里了。”德绍尔回答说。

“没错，我把这事给忘了。”迪博夫斯基说，没再发问，“您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吗？请跟我来，我给您讲讲。”

他把德绍尔带到他的小办公室。那是个有雾的下午，从窗户投进来的光很黯淡。窗外，雨点随风飘下，落在花坛里的野草上，以前这个花坛有人精心打理，现在却被杂草侵占了。他们坐在两张凳子上，面前是一台有些生锈、遭到腐蚀的精准天平，空气里有很浓的苯酚和溴的味道。老人点燃烟斗，从桌子底下摸出一个棕色瓶子。

“我们从来不缺酒。”他说着，给两个烧杯里倒上酒。他们喝着酒，迪博夫斯基开始讲。

“您看，这可不是随便和什么人讲的事。我记得你们是朋友，这才告诉您的，这样您就会明白，这是怎么回事儿。您离开这里后，克莱伯变化不大：他还是很固执，很认真，沉迷于工作。他有知识，能力很强，还有一点点疯狂，这对我们的工作没什么坏处。他还是很腼腆，您走后，他再也没交其他朋友，反倒添了许多怪癖。独来独往的人，总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。您应该还记得，他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苯的衍生物。您知道的，因为眼睛不好，他没去当兵。后来晚些时候，所有人都要参军打仗，但他也没去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可能他在上面有熟人。就这样，他继续研究那些苯的衍生物。可能有人对他的研究感兴趣，想把它用于战争，这我也说不好。他偶然发现了反向胺。”

“反向胺是什么？”

“别急，我说到后面，您就明白了。他用那些试剂在兔子身上做实验，他试了有四十多种试剂，发现有只兔子表现得很奇怪。它不吃食物，而是啃木头，咬笼子，弄得满嘴是血才肯罢休，没几天就伤口感染死了。好吧，要是其他人，可能都不会注意这件事，但克莱伯不是这样：他是个老式研究员，比起统计数据，他更相信事实。他又给另外三只兔子用了‘B41’（第41种衍生物），得到了相似的结果。我也差点卷进去。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在等对方提问。德绍尔没让他失望，就问：

“您也卷入其中？怎么回事呢？”

迪博夫斯基把声音压低了些说：“您知道，那时很缺肉，我妻子觉得，把做实验用的动物都扔进焚化炉，那太可惜了。我们时不时会拿来尝尝：我们吃过不少豚鼠、几只兔子，但从来不吃狗和猴子。我们会选择那些感觉吃了不会有危险的动物，刚刚说的那三只兔子，其中一只正好就给我们吃掉了，但也是后来我们才发现的。您看，我喜欢喝酒，虽然不是酗酒，可没有它也不行。那次我发现，我喝了酒，可是感觉不太对劲。当时的情景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就像刚发生一样。那天晚上，我和一个叫哈根的朋友喝酒，我们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瓶烈酒，就在这个房间里喝了起来。那是我吃了兔肉之后的晚上：那瓶酒牌子不错，但不知怎么的，我觉得很难喝。哈根觉得它特别棒，我们争论起来，都想说服对方。酒喝了一杯又一杯，我们都有些激动。那酒我越喝越觉得难喝，但哈根坚持他的意见，最后我们吵了起来。我说他又愚蠢又顽固，哈根把酒瓶砸到了我头上。看到这儿了吗？还留着疤呢。好吧，挨了这一下，我并不觉得疼，反而有一种奇特的感觉，特别舒服，我从来没有过那种感觉。我想用语言来形容一下，尝试了很多次，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词：有点像早上醒来，躺在床上伸懒腰，但感觉更强烈，更刺激，就像集中在某个点上。”

“那晚后来又发生了什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第二天，我的伤口不再出血，我在上面贴了块创可贴，但一摸到它，还会有那种奇怪的感觉，就像搔痒一样。您别不信，确实太舒服了。整整一天，只要没人看到，我就去摸头上的创可贴。后来一切渐渐恢复正常，我又觉得酒好喝了，头上的伤口也愈合了。我跟哈根和好了，再也没想过这件事。但几个月之后，我又想起了它。”